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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「我們被時代潮流沖刷上來,擱淺在這兒。」...「你把過去踐踏在腳底下,狠狠地把它輾碎掉。剛開始的時候,你會覺得你在踐踏一座花園,但過一陣子,你會覺得你不過是在地上走路。」...「這傢伙正在拼命掙扎,想保住他那高雅的生活方式。看來,他比我們任何人都痛苦。」...

作者介紹:

《大河灣》的作者奈波爾,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千里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。一九五○年,十八歲時,以獎學金進入英國牛津大學,攻讀英國文學,之後定居倫敦。一九五七年起,奈波爾正式展開寫作生涯,此後一生,奈波爾致力於寫作,未嘗從事過別的行業。

  由於奈波爾出生於千里達群島,父母都是印度裔。千里達成為他的第一個寫作素材,但後來將觸角延伸到印度、非洲、美洲,亞洲的回教國家與英格蘭,在英語文學世界奠定了崇高的地位。後殖民時代文化的分崩離析,成為他的寫作靈感。奈波爾筆下幽默尖刻,不管小說或非小說,同樣得心應手,而且一樣成功,他擅長描繪新獨立國家的紊亂,民眾惶惶不安的生活,一方面眷戀著他們的舊文化,一方面又面臨殖民主子的文化。

奈波爾作為英國文壇的生力軍,多少有點歷史的反諷。因為其父母均為英國殖民地時期的印度人,又定居於英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千里達,可說是殖民加上流離的雙重疏隔。在千里達成長的奈波爾,自幼成績優異,對文學一直極感興趣。一九五0年獲千里達留英獎學金前往宗主國念書。一九五四年自牛津大學畢業,獲英國文學學士。大概在畢業前後,奈波爾開始寫作短篇小說,以千里達的成長經驗及米蓋爾街的小人物為題材,完成一部短篇集。但此書沒人願意出版,遲至一九五九年才問世,同年獲毛姆文學獎,嶄露頭角。前幾年奈波爾曾任職英國廣播公司。獲獎後全力投入寫作,可說是畢生以創作為志業的專業作家。而一九六一年的《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》出版後,大西洋兩岸好評如潮,自此確立其在英語小說家中的地位,生活亦從此無憂。

  一九六○年,奈波爾離開英國,開始周遊世界各地,出版了許多相關書籍。第一站是加勒比海,在此寫下報導文學兼文化考察的《中途旅程》,開啟其日後同類型的作品。隨後去印度「尋根」,但對印度的社會、政治、文化頗為失望,寫下與《中途旅程》同一性質的《幽黯國度》,結論是「去了一趟不該去的探訪,將自己的生命撕成兩半。」在七0年代中,奈波爾亦有非洲之旅,並以此行觀察作小說《大河灣》的基礎。此書一九七九年面世後,西方評論界推崇備至。

奈波爾的小說雖馳譽國際,但其文化考察與遊記結合的作品,則令他遠在盧亞迪之前,就成為國際爭議人物。例如《中途旅程》就被加勒比海一些知識分子指斥為「新殖民主義」之代言人。對印度的觀察和評論反應更壞,被控為帶著白人眼鏡的扭曲視野。為一九八一年《在信徒的國度》,對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伊斯蘭原義教派的省思,也引起很大的反彈。

奈波爾擅長以無與倫比的聲音,迫使吾人見到受迫害的歷史存在。他不受文壇時尚左右,敘事析理,公正不阿;風格獨具,又不失寫實。他的小說反映出後殖民世界的文化紊亂,預示古老殖民統治的寧靜崩潰。作品中的敏銳觀察能夠直逼人心,要人正視人類歷史上屢次出現之壓迫。他曾無可奈何地自嘲為一個「沒有過去、沒有先祖」的作家。從他對加勒比海、印度、非洲、回教等關連密切的文化及國族,一直愛恨交織、欲抱還休的態度,可以看出一位第三世界的後殖民作家文化認同上的困惑、身分歸屬上的尷尬。

故事簡介:

  沙林是一個出身於非洲東岸,流著印度洋家族的血脈。按血緣來說,他比較接近印度人;但是他卻自述:「非洲是我的家,……我們卻不能說我們是阿拉伯人、印度人或波斯人了;跟他們相比,我們更像非洲人。」

  生活在非洲東岸,沙林感受到自己與自己家人的前途是一片黯淡。在好友英達爾要去英國留學的刺激下,他決定要去闖出自己的未來。他從一位他極敬佩的長輩,納茲魯丁手上,買下坐落在非洲內陸一個大河灣上的店舖,決定要在那裡展開自己的新生活。

  當沙林底達這個位在大河灣上的城市,他發現納茲魯丁口中多采多姿的城市早已被夷為平地,埋沒在荒煙漫草中。城市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出歐洲人曾經在此殖民的痕跡,當歐洲人匆匆撤出後,「偉人」接管了這個國家。「偉人」整頓了軍隊,以高壓的手段平息各地的叛亂。他又把自己的母親聖化,試圖藉此提高自己的出生,進行造神運動。在人民眼中,他是國家的希望,是一為高高在上的神明。

  在這個城鎮上,大部分是當地從叢林移居的非洲人。同時還有一些滯留在此的一些比利時人、幾個希臘人、義大利人,以及一小撮印度人。這些非洲人眼中的外國人形成一個特殊的社交圈,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。沙林在此結識了一些朋友,其中與他最投契的莫過於舒芭和馬赫許這對年輕夫婦。這對夫妻就像許多離群索居的人,他們沉湎於自己的小天地中。就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,沙林展開了他的新生活。

  賈貝絲,一位從漁村到沙林的店中採購日用品,帶回村子裡轉賣給鄉親的非洲婦人,希望沙林能夠照顧即將進入城裡公立中學就讀的兒子,費迪南,沙林也答應了。賈司被希望能透過教育的薰陶,把自己的兒子從荒蠻的叢林中拯救出來,成為一個現代的文明人。費迪南中學畢業後,進入工藝學院深造,之後進入政府機構任職,一路頗為平順,步步高升。沙林一直很獻慕費迪南的際遇,卻不願意在他面前表現出來羨慕之情。同樣的情感也發生在他對他的好友英達爾身上。

  在城中住了一段時間後,城中的經濟逐漸復甦,處處顯露出國家興興向榮的景象。沙林發現他開始了一段新的生活,但這個新的生活卻仍舊讓他失望。就在他意志消沉的時候,一個意外的訪客出現了,英達爾從英國唸完大學,來到這個大河灣上得城市,並在一個一如往常的下午,出現在沙林的店中。

  英達爾的出現,對沙林的生活帶來極大的轉變。而英達爾此形的目的,是應邀來到工藝學院當客座講師。就在一片廢墟中,這位國家的統治者「偉人」,在城鎮之外興建了一個現代化的迷你都市,稱之為國家園區,並在園區中興辦了工藝學院,用來造就栽培年非洲的青年,以為國家所用。然而當沙林逐漸地進入英達爾的生活中時,他也發現了英達爾的孤單與絕望。

  由於英達爾居中引薦,沙林結識了「偉人」身邊的當紅學者,雷孟德教授與他的妻子伊薇。雷孟德是「偉人」的白人御用學者。他個性謙和,思想開明,並在學術上下了一番功夫。許多年前,當雷孟德在京城的一所學校任教時,一個婦人請求他幫忙開導他的兒子,雷孟德勸他的兒子從軍。幾年後,這位婦人的兒子成為了國家的統治者,雷孟德也受到重用。而雷孟德的夫人伊薇,後來和沙林發生了一段婚外情。

沙林因著和國家的權力中心有了接觸,漸漸地覺得「偉人」不在是那麼遙不可及。但隨著各地叛亂四起,加上雷孟德的失寵,沙林漸漸的又對自己的未來感到不安與惶恐,於是決定到英國一趟,想藉此逃避在大河灣的生活。

  在英國,沙淋並沒有在此看到對於未來的希望,在英國短暫的停留,使他看到人在現代文明壓迫中求生存的醜態。在那,他悲觀地體悟到「人活著只是為了度完這一生,人世間的痛苦都是虛幻的」。流在他體內古老印度洋民族的血液,似乎在此時,回應了古老印度宗教對人生的態度。

  回到非洲後,「偉人」為了維護他的權力,開始一連串的行動。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,外國居民被拿來開刀,當然,沙林也是其中的一員。他的店舖被沒收了,於是為了為自己想後路,沙林開始從事非法買賣黃金與象牙。東窗事發後,他被逮捕,最後是由自身難保的費迪南,以行政長官的身分把沙林營救出來,並勸他離開此地。故事在茫茫的黑夜中,沙林乘船離開這坐落在大河灣上的城市而結束。

感想:

  在閱讀此書時,我發覺它所描述的情形和我所生長的台灣,有很多觀察與描寫可以說是相通的。

故事的主人翁沙林,有許多處境和自己極為相像。我爺爺是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軍人,因此我從小在眷村長大。不管是受到成長環境的影響,或是從小接受的大中華意識型態所塑造,在我心中,一直認同自己是個中國人。然而在大陸人民的眼中,我不過是個台灣同胞。反觀在我生長的土地,台灣本土精神的崛起,急欲擺脫大中華的架構,而建構出自己的文化主體,這使我在自己民族的認同上,產生極大的矛盾。在非洲人眼中,沙林不是非洲人;但在別人的眼中,他卻是非洲人。這樣尷尬的情節,也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。

  作者奈波爾在書中,以費迪南來代表非洲新一代的希望。然而從費迪南的身上,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壓力與掙扎。費迪南「開始嘗試著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,卻很有限」,這也顯示出他內心的痛苦,他沒有一個人可以當作他的模範。往正面的方向想,他前無古人,歷史正等著他去開創。但另外一方面,也顯示出作為國家的精英分子,在整個社會轉變下,無法清楚的掌握自己的定位。時間是站在費迪南這一邊,他還年輕,而且前途一片看好,但是在最後,卻被形容為「顯得很平凡,毫不起眼,就像鎮上那些身穿制服的政府官員」。這象徵著費迪南與非洲新一代知識分子的無奈,同時也突顯出人們努力奮鬥,但到頭來,無非還是步上前人的後塵,平平凡凡的過一生。

  費迪南的精神同時代表著非洲人努力走出貧窮落後的社會,背後的活力與動力。我相信這對很多身處在東方開發中國家的人們知識分子,費迪南的失敗,無疑是一項沉重的打擊。再多的知識與理想都沒有用,我們是活在現實世界,是現實的世界塑造了我們,而不是我們塑造了現實世界。也許這個觀點在西方已開發的國家是不被接受的,但是在我們這些非西方國家,我們好像永遠無法突破本身的困境,被大環境牽著走。

  英達爾的處境和費迪南則某些相似之處。他自小就對自己的處境有很深刻的認識,他曾對沙林說:「我們被時代潮流沖刷上來,擱淺在這兒」。自此他決定要去英國,去開創自己的未來。幾年之後,他和沙林又見面了,這是他對沙林說:「你把過去踐踏在腳底下,狠狠地把它輾碎掉。剛開始的時候,你會覺得你在踐踏一座花園,但過一陣子,你會覺得你不過是在地上走路。」作者對他的描述是「這傢伙正在拼命掙扎,想保住他那高雅的生活方式。看來,他比我們任何人都痛苦」。英達爾在英國,對自己過去的生活有了透徹的體悟與失望,因此決定要把過去踐踏在腳底下。他本來覺得透過西方文明的洗禮,能夠真正的成為一個現代的文明人,他在英國,他認清了自己的真實的處境。他無法在西方的文明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處。

  書中有一位不起眼的角色,就是修斯曼神父。作者對他的描述是「他在非洲面具和木雕中探尋宗教意義,……但我從不覺得,他在其他方面真正的關心非洲人。……他總是沉溺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,……他常主動和我聊天(但從不正面看我一眼),像我展示他新近蒐集到的非洲面具和木雕像」。這似乎是對基督教信仰的反諷,又似乎是在表達對「從歐洲人本身的眼光肯定非洲價值」的不屑,因為那不是非洲文明真正的價值。如果今天有人欣賞我的某一個特質,但這個特質卻是他一廂情願的看法,而不是我真正的特質,那麼他的欣賞對我來說是一文不值,因為那不是真正的我,因此他肯定的也不是真正的我。接受這樣的肯定是虛偽的表現。

  位於碼頭大門外,一座紀念碑上的拉丁銘辭(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),似乎也在嘲笑西方人為了自身的利益,不惜扭曲歷史,來合理化自己侵略的行為。作者寫到:「扭曲兩千年前的一首詩,以慶祝輪船通航六十週年紀念。羅馬是羅馬,跟這地方有什麼關係?」來突顯這個紀念碑的荒謬。這不正是對西方世界以西方的觀點來解釋非洲近代史提出抗議!

 白人學者,雷孟德的處境,看似代表著引領非洲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大師。然而當沙林真正的了解雷孟德的處境時,赫然發現他也不過只是「偉人」手上的一顆棋子。「偉人」建設國家的真正的動機,不是要把國家現代化,而是要鞏固自己的權力,與分散人民的注意力。

國家園區的興建,在作者的眼中不過是「意圖給非洲人帶來驕傲和光榮,滿足總統個人的某種心理需求」。但是這些建築物的建立,並沒有改變這個國家,當沙林第一次進入國家園區時,他看到的景象使他「心中開始感到無比的敬愛」,但他繼續說到,「直到後來,有些士兵開始修理我……我才又恢復往日的感覺」。

類似的描述也發生在象徵著現代化的輪船。當費迪南要搭船離開前往京城時,船上的情景突顯出「鄉下人的生活習慣,竟然展現在遠離叢林的現代輪船上」,這種情形在台灣豈不也很常見?在公車上,老太太脫下鞋子開始按摩走酸的腳。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責備他們的無理,因為這本來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,改變的是城市的外在設備,但這也無法合理化把他們的行為當作是沒水準的這種心態。作者也在為這些人辯解,他說「話說回來,在我們自己的祖國,文明不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開始的嗎?……遊牧民族的儀式和禁忌,一旦轉移到蘇丹或大君的宮殿,就變成一個貴族階級的傳統文化」。

看完這本書,心中受到很大的震撼。究竟亞非等開發中國家否藉著西化而開創自己的未來?而在西化的過程中,我們本土的文化又應該如何的保存,亦或說如何留住應有的尊嚴?什麼又是本土?在非洲不同的部落被「偉人」統治著,最後是以荒謬的「聖母運動」來保存本身文化的價值。這能不能說是本身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所引發的結果,還是這是人們的宗教需要在作祟?而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,其實也面臨和非洲同樣尷尬的處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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